第119章 曹锟贿选（2 / 2）

（六）如果以上各点进行无效，则准备出最后一途，修改《大总统选举法》。

同时，津派、保派还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，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方法。为对付一些议员拿钱不出力，大多数主张在出席大选会的上午付款，议员收到票款后即聚集在一处，午后同乘汽车直接赴国会投票。

计划策动480名参会议员收受曹锟的贿赂，虽然原则为每人5000元，但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，高的可达到1万元，都在正选项当日以支票形式发出。整个贿选包括给各政党的补助费、特别票价、普通票价、宪法会议出席费、常会出席费、特别酬劳费、“冰敬”、“炭敬”及夫马费、招待所临时费，秘密费等等，反正花样多多，各有名目，算得上是开现代中国行政腐败之先河，也需颇大的一笔支出。

曹锟身家本有5000万，列北洋军政人物之首。但此次贿选，却并非出自他的私囊。直隶省长王承斌为筹集大选用款，逮捕了一批制毒贩毒的奸商，勒令他们以钱赎身，得款数百万，又向直隶170个县强迫性借款共数百万元。此外，各省督军、省长多有“报效”，数目最多的为直系山西督军阎锡山、江苏督军齐燮元，每人50万元。

这么大的动静，“奉情局”负责华北事务的三处早已侦知。传到张作霖耳里，张作霖勃然大怒道：“妈拉巴子，曹锟是三花脸，是小丑，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。”并指令张汉卿，即刻于北京宣称议员若能不接受曹锟的贿赂，就可以向自己领取相同数目，这叫“反贿选”。

张汉卿急电张作霖：“此虽系民国之极大丑闻，但宜不动声色，俟结果出再予以雷霆一击于我甚为有利：如曹贿选成功，则与国民党为一大打击，而后我可乘机讨伐，舆论在我。如曹贿选失败，则必不会善罢罢休，则孙先生亦需父亲为援，父亲亦可乘隙政入北京。胜负之数旬日可见分晓，关内必有一战，战则决定胜负，望父亲早作准备。”

10月5日清早，国会街一带就出现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军警，城墙上则有许多瞭望兵，另外还有五六百名便衣游弋于群众当中，负责警务的直系官员如王怀庆、聂宪藩、薛之珩、车庆云等都亲自在现场指挥，严阵以待。其目的之一在于监视群众，一在防止议员偷偷离京。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通道，都布置有军警防阻议员出逃。遇到有议员出逃的情况，便衣都是一把揪住，大声诬赖其逃债，接着军警就会过来干涉，声称带回去盘问，事实上则是带回会场。

大选时间虽定在上午10点，实际上到下午1点20分前，尚未凑足法定人数，于是曹锟选举班子甘石桥俱乐部向一些议员秘密承诺：只须列席会议，哪怕不选曹锟都可领取5000元。这一招果然奏效，到午后，就有袁振黄等十余议员乘汽车赶到，准备干净利索地投票--拿钱--走人。但即便如此，最后仍缺数人，俱乐部便到医院把一些卧病在床的议员用软床抬来，如此才凑足法定人数。

当然有骨气的议员并非没有。曹锟亲自临场督选时，当他走到北京议员国民党员吕复席前时，发现他竟未选自己，不禁心痒难禁，竟然附耳轻语：“如何不选曹某？”不料吕复天生有反骨，叉指怒喝道：“你要能做总统，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。你要是当了总统，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。”说罢，随手操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掷去。

曹锟珊珊躲过，但砚台新磨墨汁溅了他一身。也亏他头脑反应敏捷之程度不下于“身手”，众目睦睦之下，虽大窘却表现得甚为大度，他面对国外参观团，侃侃而谈：“众位定以为曹某会恼羞成怒，也会像吕先生所为，反掷回去。其实此时此刻，曹某心中所想却是另一件事：自民国成立起，罕有议员表达行为至激烈如此，为何？民主之势使然。吕先生对曹某人不满，自然有泼墨之权利，也体现了这次选举，确实是一次公正、公开、公平的盛会。”他对此次选举胸有成竹，自然乘势先戴了高帽。

就在不久前，曹锟曾公然对议员们说：“谁又有名又有钱，谁就可以当总统。”当时某议员立刻提议道：“大帅，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，我看可以当总统。”一座大笑。而参议院院长王家襄，因不满曹锟贿选之行为，而自身又无能为力，在大选前愤而辞职。

由于国会议员们刻意拖沓，原定于上午10点召开的总统选举会延至12点左右才得开始。签到参议员152人，众议员441人，共593人，实际出席者585人，刚刚达到法定出席人数（583人）。当时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刚刚辞职，故由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主持大会，并公推16人为检票员，从下午2时开始投票，至4时完毕。随即当众点票，结果总投票数为590张，曹锟得480票，第二名孙文33票。余下林林总总共26位候选人，分得余下77张选票。曹锟以绝对多数，稳获大总统一职。

次日清晨，京城爆出一件特大新闻：浙江籍议元邵瑞彭（次公），将所受得之5000元支票摄影制版公布，并且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检举高凌霨、王毓芝、边守敬、吴景濂行贿，控告曹锟“骚扰京师，诩戴洪宪”、“遥制中枢，连结疆吏”、“不自敛抑，妄希尊位”、“勾通军警，驱逐元首（前任总统冯国璋）”、“收买议员，破坏制宪”、“多方搜括，筹集选费”等诸项大罪。舆论一时大哗，社会各界纷纷抗议选举结果。

后日，《北京报》接获匿名投稿：“矧在见金，夫不有躬之议员，派人南下拉人，又加以苏督之协助，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。票价名为5000元，然实为起码数，有8000者，有1万者，所签支票，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，有盐业、有劝业，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。所签之字，洁记（边洁卿）以外，尚有兰记（王兰亭）、秋记（吴秋舫）、效记（王效伯）等。本月二三两日，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，然自邵瑞彭举发，而三四两日之夜，甘石桥（贿选的总办事处）大着忙，将前发支票收回，另换其它式样之票，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，且闻已书明日期。”

而西方媒体，如《时代》杂志，出于对“封面人物应是新闻制造者”的标准，颇为投入地跟踪报道了曹锟的选举。初选次日，该刊发布了曹锟贿选的专题，并配有其照片，题目却是“仍无总统”。

兴冲冲的曹锟可不会让这些噪音冲击了他当选总统的喜庆，也为了尽早让生米煮成熟饭，安排了别开生面的“颁奖典礼”。1923年的“双十节”，吴景濂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，乘坐专列赶到保定迎接曹锟。当时保定全城庆祝，家家悬挂五色旗，欢呼声不绝于耳。吴景濂见到曹锟，照例说了“众望所归，人心所向”的鬼话，而曹锟也冠冕堂皇地说了感谢国民的厚爱、敬谢不敏云云的客套话，随后，曹锟踏上专列，驶向北京的宫殿，也驶向了他人生政治生涯的最高峰。